第三十三期
剥夺监护权考验的不只是父母
  近日,据媒体报道,民政部、最高法院、公安部等部门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,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干预政策,相关指导性意见拟于今年年内出台。“对拒不履行监护责任、严重伤害未成年人的监护人,行政干预的核心就是通过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……对类似行为起到震慑作用。”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有关人士说。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,能从根本上减少或杜绝未成年人权益侵害事件的发生吗?如何让它发挥保护未成年人的最大作用?本期专题对此予以关注。
孩子篇:给孩子撑起“保护伞”
激活儿童权益的第一步

在我们深远的传统观念中,孩子一直被当做父母的私有财产。俗语说,“人之发肤,受之父母”,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。在管教子女之事上,更是不许“外人”介入。这便导致了一系列恶果,一些不负责,或者不够理性的父母虐待子女,给孩子们造成了难以磨灭的恶劣影响。

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,时间久了,左邻右舍也都晓得某家的家长在管教子女。但是,虐待案少有人管,虐童案难以根除,即使报警,警察也无可奈何。一者,涉事的孩子无处可去,福利院只能接受“孤儿、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以及其他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”。二者,对涉事的监护人惩罚过轻。未成年人法规定,“父母……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,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予以劝诫、制止;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,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”,但是,劝解制止并不足以形成震慑力。更多>>

承担起对儿童的国家监护

此外,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侵害常发生在家庭内,具有很强的隐蔽性。基于此,澳大利亚等国制定了强制报告制度,规定国家公职人员和涉及儿童保护的社会工作人员如幼儿园老师、医生,如果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,尤其是家庭成员的侵害行为,有义务向相关部门报告。我们应该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。

国家监护机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,建立起来非一朝一夕。首先需要顶层的制度设计,制度出台后,更需要地方政府积极承担起责任。让所有孩子的成长,都有国家的力量托底。为每个生命兜底的责任意识,才是制度建设的真正动力。 更多>>

父母篇:候补“父母”在哪儿?
候补“父母”有四种路径

不过,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之后,要切实解决好谁来监护、抚养其子女的问题。综合专家建议,除村(社)委会、民政部门直接担任监护人外,大致有四种路径:一是近亲属监护;二是政府设立福利机构承担监护职责,负责未成年人的饮食起居和教养教育;三是委托具有监护能力、愿意承担监护职责的社会成员进行监护;四是委托审查合格的民间组织承担监护职责。无论哪种路径,民政等部门都要对其监护行为进行督查,并承担监护费用,给付监护报酬,以切实解决撤销监护人资格后未成年人如何安置的瓶颈问题。

监护人的监护权也不能一“剥”了之,虽被被剥夺了监护权,有固定经济来源的父母,也应在每月支付一笔费用给相关监护人,与政府承担的监护费用相互补充,逾期不缴纳的则应强制执行。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父母,则要零容忍和动真格,让其承担刑事责任。如此,才能避免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失之于空、失之于软!更多>>

有悔改,监护权应及时恢复

孩子不仅是家庭的孩子,也是社会的孩子,从这个角度,政府对不合格的父母的监护权作出限制,是必要的。对于有能力监管好而不去尽责的“不靠谱”家长,剥夺监护权,让他们感受失子之痛,意识到为人父母责任重大,反思自己并改进到位,应是这一政策获得支持的主要理由。

不过,孩子与父母的天然感情,决定了父母应是守护好自己孩子的最佳人选,万不得已的情形下,被剥夺了这一职责(监护是父母职责,而不是可以放弃的权利),制度上仍需为恢复正常监护关系保留必要的亲情联系。既然这项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未成年人更健康成长,那么,“既要治病也要救人”就是必须坚持的原则:只有在父母的行为影响到孩子正常成长的情形下方可剥夺其监护权,监护权被剥夺的父母,如果能够“悔过”改好,仍应把监护权及时还给父母。更多>>

政府篇:必须防止“法律白条”
别让孩子陷入新困境

 需要重视的是,剥夺不合格父母的监护权容易,但剥夺之后怎么办,却是个问题。按照民法通则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文件规定,父母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的,应当委托其他人代为监护;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,可以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,另行指定监护人。问题在于,如果亲属确实有能力,也乐于代行监护权,这个问题通常在家庭内部就解决了。当监护权问题上升到司法层面,常常也就意味着,另行指定监护人可能已经存在现实困难。

所以,要让剥夺失责父母的监护权成为现实可能,必须强调和重视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职责,以保障在其父母被剥夺监护权之后,孩子的监护责任能够得到切实落实,不会因为父母监护权被剥夺而陷入新的困境。遗憾的是,现有社会救助和保障体系大概还不能完全胜任这样的要求。 更多>>

要强化社会保障资源供给

条件不堪,加大投入或可解决,而“九龙治水”的格局,却往往成了谁都该管,却谁都不管的困境。未成年人保护同样如此,江宁区饿死两名女童案,多个部门异口同声的“管不了”,曾痛彻了不少人的心扉。管事成了累赘,难免不会让孩子的权益沦为“击鼓传花”的游戏。

在未成年人保护问题上,相比于立法,转变社会治理的方式更迫在眉睫。一方面,政府要强化社会保障资源的供给,切实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,在加大投入的同时,畅通社会慈善公益的渠道,有序对接,形成集约规模的保障,为孩子失陷的权益提供庇护;另一方面,要变部门控管为法治调节,部门充当权益流通的渠道,剥离掉资源提供的责任,从而串联到司法调节的链条中,实现无缝对接。只有如此,立法的程序设计才可能水到渠成。 更多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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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束语
  结束语:法律开始真正介入失职父母的监护权,这是一种进步。我们期望,监护干预制度能有效减少未成年人伤害事件的发生。当然,剥夺失职父母的监护权,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孩子。因此,我们更期望父母们跳出这个制度本身,思考“如何为人父母”的问题。需强调的是,父母不是因为能“生”而成为父母,而是因为有“育”的能力,才称得上是父母;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,他是一名完整的社会人、自然人,拥有人格、尊严和生命权。他们需要健康快乐地成长!